前前后后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看完了这部鸿篇巨著。我深深的折服于他的魅力，如他的务实，开放，不搞所谓的意识形态，先干后看等。
他对于我们国家的贡献，我认为是不亚于毛的。
他完成了一项过去 150 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
他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结构方面。
在他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理解了这一点，我想大家可能就会懂得，为什么大家如此怀念克强总理。是因为他们代表的都是一种求真务实的精神——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引领中国的发展。
从小山村到革命家，1920-1927
1920 年，邓小平登上了从重庆开往上海的汽船，他将从这里开始他的赴法之旅，这一年，他 16 岁。法国即将成为他雄浑壮阔的革命生涯的起点，从此，他再也不曾回过故乡。
邓小平 1904 年生于四川省广安县牌坊村一个地主之家，他家条件不错，他父亲又非常重视教育，所以他才有机会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以及获得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机会。
他从小在私塾里学习过儒家经典，后来又读了现代的中学。当他 15 岁离开广安前往重庆时，他在儒家经典以及数学、科学、历史、地理这些现代科目和写作方面，都已打下很好的基础。
很多人不明白那时候的赴法勤工俭学是怎么一回事，我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法国人上了战场，由此法国工厂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短缺，所以招募了 15 万的中国劳工赴法打工，中国由此兴起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风潮，这样既可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可以养活自己，一举两得。
一位曾经在法国留学过的四川富商成立了一个基金，用来帮助川籍学生加入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之中，参加赴法勤工俭学需要先通过一个预备考试，然后到重庆学习一年，才能正式到法国去。
邓小平顺利的通过了入学考试，经过在重庆为期一年的预备学习，他顺利的来到了法国。可是好景不长，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基金会资金支持的中断，邓小平和他的同胞们很快就变得生活艰难了。
最后他们迫不得已离开了勤工俭学计划的巴耶中学，在工厂勉强找到了一份糊口的工作。
在法国，邓小平他们见到了中国人遭受的屈辱，也见到了法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新气象。1921 年底，法国的这些学生听到了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他们非常兴奋，并且成立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成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部分。
在这个组织里，邓小平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主要负责宣传，从此，周恩来就成为了邓小平一生的导师了。邓小平在法国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西方的思想以及党的组织工作，他逐渐成长为了一名坚定的革命领导人。
后来，邓小平在里昂领导了示威活动，由此遭到了法国当局的逮捕。他于 1926 年 1 月逃往了莫斯科，并在两周后进入了中山大学（这是苏联的中山大学）。在这里他系统的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并且见识到了苏联当时实行的「新经济政策」。
这个政策也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在 1949 年至 1952 年在西南局当政时实行的、后来又在 1980 年代再次采用的政策，都来自于苏联当时的所见所闻，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基础。
还有另外一点，他在苏联形成了一个最基础的认知，这个认知也贯穿了他的一生，那就是「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这终将会成为围绕他一生，挥之不去的难题。
反抗国民党，1927—1930
1927 年 1 月邓小平回国，4 月份国共分裂。邓小平在上海开始转入地下工作，这时他练就了一生都在使用的本领「从不把党内活动记在纸上，从不丢弃可能给其他党员带来麻烦的纸屑。」这个本领帮助了他避免在文革时期遭受更大的灾难。
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张锡媛来到上海，他们两个人在苏联时期是同学。1929 年他被派到了广西，在广西的一年，邓小平需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和军事同盟，还需要和当地的壮族首领合作。
一开始邓小平在广西取得了短暂的胜利，邓小平和他的盟友攻占了广西西部临近云南的百色和龙州两地。但是当李宗仁从北伐中回来后，他的大军很快就消灭了邓小平在百色和龙州的军队。后来邓小平离开红七军回到上海，他被要求就广西的失败写一份检讨。他在检讨中解释了自己离开军队的原因，说是红七军的领导同意他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他这样做是得到了正式批准的。他也承认，在危难之际离开部队，说明自己的政治判断能力不够。“文革”期间，他又因离开红七军返回上海一事受到批判。
但很快，他就带着上海的指示重新回到了广西。1930 年他再次回到上海汇报工作，期间他去探望了临产的妻子。医院的条件很差，导致他的妻子得了产褥热，几天后就去世了，没多久新生儿也夭折了，但是邓小平只能回到红七军立刻开始工作。
后来他再次回到上海等待重新安排工作，这时他和上海的一位女革命家阿金产生了感情。
从江西到西北，1930-1937
上海的党中央在为邓小平安排工作上动作迟缓，但几个月后同意了邓小平去江西中央苏区的请求。那时候毛泽东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邓小平奉命前往瑞金报到。到瑞金几周后，邓小平在江西的顶头上司便决定让他担任瑞金县委书记。
在江西，邓小平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崇敬。邓小平曾试图在广西建立和维持共产党的根据地，但以失败告终，所以他很理解毛泽东在建立根据地上取得的成就。
在瑞金工作一年后，邓小平又被调往瑞金以南的会昌县担任党的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同时兼管党在寻乌和安远两县的工作。
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认为共产党必须建立农村根据地，等到有了足够的实力再向对手发起挑战。然而中央领导却指责邓小平追随罗明的失败主义政策，在打击敌军上不够积极主动。他被撤销了会昌县委书记一职，然后被派往外地以示惩罚。邓小平受到严厉指责，被称为“毛派头子”。
当时他还无从知道，从长远看，他被指为“毛派头子”受到惩罚其实是他的运气，因为这使毛泽东长期相信邓小平是忠实于自己的。在后来的岁月里，即便在毛泽东让激进派批邓时，也绝不同意把邓小平开除出党。
这时候他的第二任妻子阿金也加入了批判他的队伍中，和他离婚，嫁给了他的批判者李维汉。幸运的是，后来他被法国的同学李富春（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委任为江西省委宣传干事。
江西作为中央苏区，遭到了国民党的疯狂围剿。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共产党踏上了长征之路。邓小平在长征路上继续作为宣传干部，负责出报刊。但是长征途中他得了伤寒，差点送了命。
抗战和内战时期，1937-1949
1937 年，毛泽东任命刘伯承为八路军主力部队第 129 师的师长，邓小平任政委。从 1937 年到 1949 年，邓小平和刘伯承先是共同抗日，抗战结束后又在内战中一起打国民党，他们紧密配合，使“刘邓”成了一个固定的称呼。
邓小平在八年抗战时期成了山西太行山区的最高政治领导人，他要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为当地数万居民和部队提供足够的口粮，同时还要生产足够的经济作物，使当地简陋的工业能够生产布匹和其他日用品。
邓小平还要为正规军征募兵员，评估军事行动的政治意义，这是他在广西时就已学会的本领。
邓小平在 1939 年第二次回到延安，并在那里与第三任妻子卓琳结婚。他们的简朴婚礼是在毛泽东的窑洞前举行的，到场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和其他几个人。
邓小平和毛泽东在西北时见过多少次面，并无可靠的记录，但在邓小平结婚时他们两人显然已是至交。毛泽东后来曾以赞扬的语气，谈到邓小平在江西时受过的罪（指他是“毛派头子”）。
他对邓小平无疑抱有好感，这不仅由于邓小平的能力和行动决心，还因为邓对毛泽东早期创建农村红色根据地的成就深怀敬意：邓小平本人也曾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但是没有成功。
抗战之后，邓小平成了中共在晋冀鲁豫边区事实上的最高长官，这是一片有几百万人口、地跨数省——河北、山西、山东和河南——的边区。
抗战结束不到一年，国共之间的内战爆发不久，刘伯承和邓小平便奉命率军进入华中大平原一侧的大别山。毛泽东这一调动的直接目的，是要把国民党军队赶出西北地区，因为它正威胁着延安的中共总部；但不止如此，毛还希望在华中平原附近建立一块根据地。
向大别山进军注定伤亡惨重，因为刘邓大军缺少御寒衣被等各种给养，而该地区的敌军又十分强大。但最终他还是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将在淮海战役中发挥作用。
淮海战役从 1948 年 11 月初打到 1949 年 1 月，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在淮海战役的最后阶段，毛泽东下令成立总前委，将 60 万中共军队纳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的统一领导。虽然一些人批评邓小平在战争初期犯下了错误，可是最终，他还是带领大军赢得了胜利。
随着内战的节节胜利，一部分军队需要留在城市建立军管会，以便管理城市和开始政权过渡工作。上海解放后，邓小平有几周的时间亲自负责接管上海市政府各个部门的军管会工作。在领导上海的政权过渡之后，邓小平离开上海返回自己的部队，开始向大西南进军。
新中国时期，1949-1959
每占领一个大区，党就会成立一个“局”，领导该大区。为了给这些大区的中共统治打下基础，毛泽东通常会挑选当地出身的人担任大区领导。刘伯承和邓小平都是四川人，四川则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省份。在战时政委要服从司令员，和平时期则是司令员服从政委。因此邓小平便成了西南局的党委第一书记。
在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期间，邓小平要平定全区，把国民党的统治转变为共产党的领导；他要招募和训练党员，使之能够领导政府与社会；他要克服战时的混乱局面，领导整个大区的经济发展。
随着共产党在社会扎下根，他还要承担起公共生活各方面的责任——治安、经济、工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
最终他成功地获得了当地人民的合作和拥护，并大力推动了成渝铁路的建设，在离开西南局回京任职之前，邓小平自豪地参加了这条铁路的竣工仪式。
1952 年，邓小平奉调回到北京，担任了副总理。1953 年，他接替薄一波担任了财政部长。1956 年，邓小平在八大上被提拔为了总书记——这是处理党的日常工作的关键职位——和政治局常委（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之后）之一。
他在 1954 年担任的秘书长一职有党内管家的性质，这使他能够深入参与所有重大决策过程。但是直到 1956 年当上总书记——他担任这一职务直到“文革”之前——以后，他才成了负责党的日常工作的领导。
在毛泽东的全面领导下，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为政治局常委提供工作指导，由政治局做出决定，然后交邓小平执行。
他和毛、周一起参加会议，得以学习他那一代人中这两位最伟大的领导人如何评估国家大事，他得以亲身观察毛和周恩来如何做出影响全国的重大决策。此外，他也有机会思考做出根本性变革的大框架。这些经验对于他后来在 1980 年代重新建立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都很有帮助。
大跃进开始之后，毛不再像以前一样征求身边人的意见。很多人都变得沉默不语了。而邓小平作为执行者需要更加务实，他积极参与了对工业、农业、教育和其他部门的调整，来缓和大跃进的极端做法。当时毛没有批评这些措施，可是后来，毛曾经发牢骚，说邓小平开会的时候坐在房间的最后面，把他的话当做耳旁风。
看来邓公也有过开会躲到最后面的经历呀。
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之后，毛更加要求对他个人的完全效忠。对大跃进的普遍不满让毛怒气冲天，刘少奇指责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使得毛十分气愤。邓小平和刘少奇继续紧密工作也让毛感到不快。所以后来在批判刘少奇时，邓小平被指责为「走资派的二号人物」。
1967年，邓小平夫妻被软禁在中南海。在中南海里，他们得以免受红卫兵的批斗，并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厨师和一名警卫，还能够用节余的工资购买生活必需品。毛泽东既要给邓小平一点教训，也为日后重新起用他留了余地。江青在九大上要求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但被毛拒绝。
邓小平的子女并没有得到同样的保护。他们受到红卫兵的批斗，被迫交代父亲的罪行。大女儿邓林在艺术学院受到批斗，在北京大学念物理的长子邓朴方也在校内受到迫害。1967年，两个年龄较小的孩子邓榕和邓质方（和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一起）被赶到北京拥挤的工人宿舍，不许和父母见面。
后来邓朴方不堪迫害跳了楼，摔断了脊椎。邓小平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不停的抽烟，一根接着一根。
1969 年，邓小平被下放到了江西。他这时已经深信，中国的问题不仅来自毛的错误，而且因为中国的体制有着深层缺陷，是它造就了毛泽东，导致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
他开始思考中国需要怎样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