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对民国时期的大师们心向往之，被他们的学问折服，也被他们的人格吸引。能够在某一个领域，几十年如一日，做出卓越成就的人，总是能让我产生敬佩之情，因为我自己做不到。
终于在今年，我开始读这本在书架中已尘封了许久的大作，一头扎进那段让人热血沸腾又满含心酸的历史。
正如封面所说，这部书讲的是 20 世纪中国学术大师的群体命运变迁。为什么是 20 世纪，而不是 19 世纪或者 21 世纪？我想，是因为 20 世纪中国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前有八国联军侵华，后有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了一大批和国际接轨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近现代发展的基石。
这部书分为三个篇章。
第一部讲南渡，时值华北大地爆发七七事变，日军悍然发动大规模入侵，身处平津的知识文化教育界人士，不得不南下逃亡，先到长沙，后至昆明，又转四川宜宾李庄，在无比艰难的条件下，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和教育办学。
作为史学大家的陈寅恪，深明历史上立足中原的封建王朝，三次南渡均未北归，终致灭亡。晋人南渡、宋人南渡、明人南渡，皆为先例。于是陈寅恪不无悲壮的留下了「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的诗句。
第二部讲北归。说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各个知识分子的抉择各不相同，从此走上了分岔口。有的留在四川，有的北上返京，有的留在昆明，不同的抉择，意味着不同的命运，但随后爆发的内战，更是给知识分子们带来了艰难的选择，是留下，还是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这个时候，每个人做出的选择，已然能够看出各自的命运。
第三部讲离别。新中国成立，国内外大势波诡云谲，国内一场场运动此起彼伏，台岛上猛然涌进了几百万人口，也是一场大乱和清洗。留下的惨遭不幸，出走的也并不皆大欢喜。两岸绵长，隔海相望，斩不断的，依然是跨海的国恨家仇。
八国联军侵华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了清帝国需要向 11 个国家赔款。后来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赔款偿付比较困难，同时美国为了外交上的利益，决定退还赔款，用于中国的教育，清华学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
所以清末民初的留美高潮，就是从这里兴起的。正因为留美，诞生了一大批不仅具有深厚国学功底，还具有国际学术见解的「海龟」「大鳄」。
比如李济、赵元任、梁思成、梁思永、胡适、梅贻琦、蒋梦麟、傅斯年、陶孟和、金岳霖、曾昭伦等等冠绝当时的学者大家。
1925 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聘请四大导师坐镇：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后又延聘中国第一位考古人类学家李济担任讲师。
梁启超的国学功底和在当时天下儒林中的威望自不必说。
王国维早年研究哲学和美学，继而词曲，精通英文德文日文多种文字，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有独到的见解和研究，他的研究境界，终成「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后来，他随古文字学家罗振玉研究古文字学、考古学，先后在历代古器物、甲骨钟鼎、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以及殷周秦汉古史的考释研究领域取得了惊人成就。最惊世骇俗和令人钦佩的，是对出土甲骨文与传世金文的研究成果。
王国维也因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学术贡献，一举成为甲骨学的鼻祖。郭沫若说他是新史学的开山，陈寅恪评价王国维学问之博大精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王国维 1927 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年仅 51 岁。陈寅恪在挽词中解释王国维的死因时说：「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这也就是王国维为中国文化殉葬之说的由来。
另一位导师李济，是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他是中国第一位考古人类学家，他和后来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一起主持发掘了殷墟大型考古计划，使得中国的考古发掘，真正具有了科学性质。
陈寅恪的学术地位，可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话一探究竟。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对陈寅恪是这样评价的：「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就连不把一切教授放在眼里的狂士刘文典，也不得不对陈寅恪佩服三分，自愧不如。他曾多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并对陈氏的人格学问十二万分的敬佩。
陈寅恪曾经在哈佛求学，和吴宓汤用彤被称为哈佛三杰。他懂十六七种语言文字，除了梵文和巴利文，他还学习过藏文、蒙文、满文、突厥文、回纥文、朝鲜文、印地文、俄文、波斯文、希伯来文等多种文字。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等国文字，更不必说。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当时的朱自清吴宓等教授都经常前去听课，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
那个时候大学教授的地位，和如今不可同日而语。清华大学教授的薪资最高 400 元，对所在学科有特殊贡献的，可超过此限制，陈寅恪的薪资达到了 480 元。那个时候大学教授的薪资比小学教师高出 20-30 倍，比政府的国府委员高出 1-2 百元，比中学教师高出 5-10 倍，妥妥的上层阶级。而且当时的清华教授每位可拥有一栋新式住宅，可以说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这些教授们的生活是非常优越的。
1934 年的月薪 500 元，而当时北平的一家四口，每月 12 元伙食费，就可以达到小康水平。一元钱可以买到 8 斤猪肉，当时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花费 500 元购买了一辆小汽车。从这个角度算，当时的 500 元，相当于如今的 5 万元-10 万元之间。也绝对是高薪人群了。
当时的中国，缺乏知识分子，所以对留过洋的「海龟」们格外优厚，如今就不同了，在博士都不稀奇的现在，想要拿到这样的高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后来陈寅恪双目失明，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平津两地的教育文化界开始商量南迁。先是到长沙，后来又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当时随着清华北大南开迁往昆明的，还有中央研究院的几个研究所，比如史语所、社会学所等，还有梁思成的中国营造学社等私立机构。
迁到昆明短短两年的时间，战火就弥漫到了这个四季如春的城市。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不得不经常「跑警报」，还有很多教授的家都被炸毁，比如梁思成家里就曾经被炮弹击中。
有一次，华罗庚家被敌机炸毁，在昆明城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栖身之所。于是闻一多邀请华罗庚到自己的住处栖身。两家 14 口人，隔帘而居。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闻一多完成了轰动一时的神话专论《伏羲考》，华罗庚则完成了数学界享有盛名的《堆垒素数论》。
华罗庚曾经写诗表达了两位教授在艰难困苦中的不屈精神和深厚情谊：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有一次哲学逻辑学大师金岳霖在跑警报的时候，遗失了他的六七十万字的《知识论》手稿，等他回到宿舍忽然想起时，急忙回去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在一阵顿足捶胸之后，金岳霖从巨大的懊丧中恢复平静，于七年之后 1948 年再度完成。
只可惜，当时的环境没有办法让这部著作出版，直到 1983 年底，商务印书馆才把这部倾尽了金岳霖前后十余年心血的结晶印了出来，此时金岳霖已经 90 岁了，1984 年 10 月，金岳霖与世长辞，这部大著遂成哲学家金岳霖学术生涯的一曲绝响。
大家对西南联大的故事都比较清楚，因为有电影《无问西东》问世，还有《西南联大》纪录片。
可是对当时另一个学术重镇几乎一无所知，那就是位于四川宜宾的李庄镇。
1939 年日军开始对昆明进行大规模轰炸，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派人和同济大学的教授一起赴川寻找迁移之处。很快他们找到了李庄这个小镇。从此，李庄在抗战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地位。
其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开始迁往李庄。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董作宾等学术大腕，在李庄这个小镇上，终于放下了一张书桌，供他们研究。
董作宾完成了《殷历谱》，被誉为抗战八年第一书，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编写，即使是病中的梁思永，也拟出了安阳殷墟考察报告的大纲的和几章内容的整理。只可惜，这部大作，直到几十年后才在台湾由当年参与殷墟挖掘的高去寻，耗费了毕生心血，偿还史语所未竟的事业。1991 年高去寻去世，终年 81 岁，他在去世前仍然在断断续续整理安阳西北冈三座大墓以及小墓总述，可惜没有完成就驾鹤西归。
后来由他当年曾经一起参与过安阳殷墟发掘的老同事石璋如校补，于 1996 年得以出版。从 1935 年梁思永主持西北冈发掘，到 1996 年发掘报告全部完成，前后历经 61 年，梁思永和高去寻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了这项事业中，是何等的悲壮，又是怎样的学者风范。
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国内的这批学者面临着是去还是留的艰难抉择。比如傅斯年曾说：「以北大五十年历史创造自由主义成新的精神为基础，认为过去虽未能获得现政府之扶助，但未来共产主义如有所成就，对自由主义将更摧残。」
但他依然怀有希望，他相信将来定有一个「朝代」「能就吾五十年来培养之自由主义种子，予以发扬」。
只是未曾想，75 年后的今天，这几个字依然不能说，我要以图片的形式，才能发出来这篇文章。
从各自的结局来看，当年留下的那批学者，没有几个能熬得过那场的。陈寅恪、梁思成、吴宓、叶企孙、吴晗、刘文典、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闻一多的学生，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陈梦家、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曾昭伦、著名的考古学家，曾昭伦的妹妹曾昭燏，皆惨死。
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林徽因逃过一劫，因为她于 1955 年就已经去世，可就是这样，她的墓地也未能幸免。
反观赴台赴美的那批学者，每个人的个人结局都还能得到善终。
所以选择究竟是对是错？社会洪流滚滚向前，只可惜，让这批最有知识和文化的学者们当做了垫脚石。
文章写到这里，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为学者们的悲惨命运，为当权者的一意孤行，也为新中国不灭的民族文化之魂。
如果你想要去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请你一定要去看看这部书，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答案。